“小脚女人”的来龙去脉

　　小脚女人是怎么回事呢?

　　在抗战期间到建国初期，广大干部都知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常识。

　　1950年，山西长治试点搞农业合作社，引起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不同意见的争论。前者认为，作为共产党人，对私有制不能永远持保留态度，应逐渐动摇之、削弱之、直到消灭。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后者认为，利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和刘澜涛把情况报告了刘少奇。刘尖锐地指出，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料，这个争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尚未采用蒸汽机时，有过一个手工业作坊阶段，即改变所有制，仅仅依靠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里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吗?毛就找薄一波、刘少奇、刘澜涛来研究。据薄一波后来说，毛的这一观点，使大家折服了，争论画上了句号。毛指示陈伯达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并说，一定要找赵树理这样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会议期间，赵树理操着浓重的山西话，与陈伯达那毫无改造的福建话，你来我往，互相听不懂纠缠不清。当陈好不容易弄清赵说的是“农民没有集体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的积极性，就是发家致富”。陈认为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不敢汇报。反而是毛在别处听说后问陈。毛听了赵树理的意见后高兴地说：“好，写上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能挫伤。”对山西建合作社的表态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示出毛已经有提前搞社会主义的动念，但还是能听取并采纳不同意见。

　　1952年秋、冬这一段，毛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十分重视，抓得很紧，一方面准备召开全国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一方面酝酿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总揽农口大事，挑选了邓子恢和杜润生等筹组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杜润生随邓子恢上调北京赴任于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一天，邓子恢和杜润生去见毛主席。毛正在中南海游泳。邓子恢向毛介绍杜润生。毛主席说，我们见过，谈过。(1950年初，中央全会上，杜第一次见毛，毛对杜提出的土改先要除霸稳固政权的建议很赞赏，还和杜开玩笑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毛对自己一向器重的邓子恢说，“中国革命分为上篇、下篇，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了。计划在10年至20年之内完成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调你来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邓子恢说：不敢不敢，总司令是主席你，我们给你当助手。

　　毛主席又问杜润生了解的农村情况。杜润生说，土改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杜还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在新区地少人多，经济规模小，政府下达的要求很多，基层干部反映强烈。毛主席听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就抓这个吧。

　　在见过主席后，邓子恢问起杜对“山西问题”的看法。杜润生说，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地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毛主席的意见是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的思想。杜润生说，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农业不可能把大家都集中在一块土地上，许多农活也不能再同一时间和空间上分工，因此不能像工业那样监督管理，要靠生产者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

　　邓子恢让杜将此观点给中央写个报告，杜认为没有把握，先征求陈伯达(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意见。陈听后很不高兴地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举，报告没有写。杜润生说，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楞”，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邓子恢对杜润生说，合作化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只能按这个盘子做工作，不过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我们应该掌握“稳步前进”，多做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事情。于是，农工部在抓合作化的同时，也搞农贷，发救济粮，兴修水利，提倡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等等。毛主席因农工部这些行动没有和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搞，批评他们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施小惠”。还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上，你们……有好几个文件竟然不提互助合作，我只好加上。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太多。”在毛看来，邓和杜的思想常常偏右。在农工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曾对邓子恢的“四大自由”(允许土地买卖、允许雇工、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确保私有制的说法多次给予批评。毛说，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对农民的私有制法律上保护是可以的，“确保”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些政策都是《共同纲领》《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过的，但毛对党曾郑重向农民许诺的东西并不在意，不屑一顾。

　　1954年春，全国从1万多个农业社，骤然发展到7万多个，同年底竟发展到60万个。但接踵而来的是：新建的社垮台散伙、社员退社，以及大批卖牲畜，杀羊、砍树的现象屡有发生。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停、缩、发”放慢合作化步伐的“三字方针”，一个多月合作社从67万个减为65万个。但很快，毛又提出三个字“发”是重点，砍掉2万个社，是受农村工作部影响，是惊慌失措的表现。看来要用“大炮轰”否则不能扭回。1955年6月，又因为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农工部计划明年发展100万个;而毛提出翻番发展130万个，毛和邓争吵起来。其争论的实质是——还要不要“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毛曾和邓子恢和杜阐述他的“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的论点，他说，“看来，你们实际上是有一条路线的，就是死抱住新民主主义不放。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妥，不是河的两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每一步都在过渡中。三大改造是革命，和打仗一样，过桥越快越好，在桥上是不能停留的，速度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讲过多次，可以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嘛!”

　　1955年7月31日，中央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农工部“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

　　10月4日，在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与杜润生做了检查。会后不久，中央解除杜润生农工部秘书长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年底，除西藏和几省牧区外，全国实现了全面“合作化”。从1953年起，原来15年的计划，3年就完成了。

　　今天，对几十年前这场“小脚女人”事件的是非功过自不必多言。当年，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杜润生说，“农民观念数你最强，了解材料情况数你最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但今天看来，这批评实质上是对杜润生做人、做事最准确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