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于上下左右的“总参谋长”

　　离开农村工作部门后，杜润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并兼任秘书长。他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我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1979年初，杜润生终于回到了“农口”，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排在最后一个。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提出集中主要精力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把农业搞上去。但仍明确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杜润生刚到农委，有人好心劝他，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要接受教训，跟党中央走。但杜润生依然本着“实践第一”、“群众第一”的原则，为包产到户能在中国实施，斡旋于上下左右，扮演着“参谋长”的角色。他说，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从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出一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

　　1979年，当时的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时任农委主任)都不赞成搞包产到户，邓小平未明确表态。一次，杜润生在谈到内蒙古农民借地问题，借机和胡耀邦(时任党中央秘书长)说，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不许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刚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改为“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到内蒙古等地调查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杜润生问李先念，“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考虑片刻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在王任重离任农委主任前，杜润生和王恳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我同意包产到户，但前途还应是坚持集体化。

　　1980年，情况开始变化。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举为党中央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这一年，邓小平说话了——两次赞成和赞扬大包干。6月，杜建议耀邦将一封给中央的关于陕西米脂县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到全党，作为传达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除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书记外，全都反对包产到户。我就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为题著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表述了当时的争议。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很难开下去，杜居然在那种情况下，做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氛围。他说：包产到户已经老的没有牙了，批来批去反复批，批的人们‘谈包色变’。明里都想躲开，暗里谁不知道农民喜欢的就是包产到户，不说真心话，谁也说服不了谁。接着他撇开包产到户，提出一个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用事实和数字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开了。进而在大家极为对立的情况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75号文件”。文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意义重大，而且深远。

　　那时，推进包产到户形成了“上面放，下面盼，中间有个顶门杠”的局面。“75号文件”发出后，耀邦找杜润生研究如何改变几个省对包产到户“死堵”的态度。他们分头到河北、东北几个省搞调查，解决问题。后来杜还几次到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宣传做工作，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再反对包产到户了。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1981年12月，杜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因为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优势，而且态度强硬。起草的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审已来不及，就作为中央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不料得到全国农民特别强烈的拥护，说我们农民的事业也上了中央的红头文件了!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连续五年照此办理。“一号文件”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干，它是总结农民的经验，非常尊重农民，杜在写第一个“一号文件”时，请了两个地委书记，一个是安徽滁县的王郁昭，还一个是浙江湖州的沈祖伦，我和他们都很熟。这两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杜把他们请来，不是征求一下意见就算了，而是参加文件起草，使当地农民主要意见能够确切地表示。起草“一号文件”内部争论得也很激烈……如此，五个“一号文件”相继诞生，成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指路航标。

　　万里对杜润生很尊重，认为他是农委负责人中最了解农民、替农民说话的。还说，当年被批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其实是中国两位“农民问题”真正的大专家。

　　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作风比较民主，使农口各部门常常扯皮的事反而处理得较好。同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密切了与各省市及农村基层的联系，及时能听到群众的呼声，促进了上下互动。更重要的是与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大量增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起了带头作用。对中国改革事业和整个经济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连续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关键时刻，关键岗位上用对一个人，就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中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称杜润生为“改革之父”。我们机关和省农口的同志们都认为，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有这样一位无时无刻都“情不自禁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参谋长”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幸事，也是中国农民的幸事!

　　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杜老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特别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实现农民的利益。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很有理论水平的老共产党员。早在太行山时期，他就是一个出名的秀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处理问题，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有群众观点，会走群众路线，是做群众工作、农民工作的能手。我认为，杜老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不仅是80年代的农村改革时期，也不仅是50年代合作化时期，早在战争年代他就重视农民利益，懂得农民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了。

　　杜老一生很坎坷，他说自己没有功劳，苦劳倒有一点。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谦虚，实际上不少时候他有功劳，却被人为地一概抹杀了，甚至当做错误来批判。建国以后这一段，“左”不断地发展，杜老一次又一次地挨批评，甚至加上莫须有的可怕罪名。杜老屡遭挫折，积极性始终不倒。经得起考验，受得了委屈。这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开始，他返回家乡，组织了一个抗日游击队，不会打仗，也敢指挥作战，这不是很好嘛。不知为什么，后来就挨整了，降到《胜利报》去当编辑，他不在意，不计较这些，照样努力工作。后来才发现了他，承认他是个人才，才又让他去当领导，是太行六分区的专员。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有过类似的遭遇，都能表现出革命者应有的气度，但是他更不同的是，有独立思考，受到错误的批判也不停止思考，事后证明正确的是他，还要继续思考，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深，想得很透，因此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他善于思考，也善于表达，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很有魅力。我1943年听过他一次讲话，他当然不会认识我这个听众，可是我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一直佩服得不得了。可算是“一听钟情”。

　　他不整人，却原谅整他的人。被整的时候不垂头丧气，正确了也不趾高气扬，心胸特别广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而且这不完全是由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他认为自然与社会本身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要善于处理这种多样性。所以什么意见都听得进去，什么人都容得下，都能调动其积极性。

　　他还有个最值得学习的特点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新知识。他早就是公认的大知识分子，越到晚年，学习兴趣越加浓厚，认真的程度，领域的广泛，是许多好学的青年学者都自愧不如。他对事物往往采取一种学习、研究的态度，喜欢找人探讨。他的许多老朋友，更多的是“小朋友”都是可以促膝深谈的。仅仅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远远不够的。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指示别人，教育别人，总是平等的讨论。倾听，真心实意地想从对谈者那里发现、吸收有益的新思想、新观点。哪怕只有点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料，他也不放过。使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原来的看法慢慢心悦诚服地改变了，或者说提高了。

　　同青年人交朋友，虚心学习青年人的新思想，使他心情愉快，变得更豁达，有益健康长寿。从生理上说，人总是要走向衰老。从心理上说，却出现了越老越年轻的特点，这很了不起。

　　最后重复一句。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教条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说是开创了一种越老越年轻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学问越大。

　　他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大学者，大专家。

　　祝愿杜老健康长寿!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